回忆：

    在占领下的日本，作为战胜国的公民是非常舒服的，与普通日本人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拥有美军特权的人，生活上更是应有尽有。在和日本人交往的时候，哪怕送一包烟、一块肥皂，他们都会感激不尽。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战后日本之穷，而是他们穷得非常平等，从天皇到平民，过的都是穷日子，没有任何特权阶层。

    有一次，我请日本首相片山哲夫妇和他们的秘书在“外人记者俱乐部”吃饭，主菜是美国的南式炸鸡，就是今天流行的肯德基炸鸡。每个人半只鸡，放在精致的小篮子里，端上来请客人享用。可是片山夫人只吃面包，不动炸鸡。我一再请她尝尝，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对秘书悄悄说了一句话，秘书告诉我：“夫人想带回家给孩子吃，不知道行不行。”我闻听立刻告诉她请尽情享用，我会再要几份炸鸡让她带回去给孩子们吃。片山夫人站起来连连鞠躬道谢。这件事使我感慨万千，一个相国之家，居然也和老百姓一样受苦，这个国家实在不可小看。

    日本是朝鲜战争的基地，战争给日本复苏带来了难得的契机。“日美和约”签订以后，美国为日本撑起了原子保护伞，日本不必在国防上费心花钱，因而可以全力以赴地推动经济建设。日本虽然在“二战”中战败，但却发了战争财和冷战财，从1948年起，我亲眼目睹了日本这个战败者是如何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初到日本时，这里一贫如洗；朝鲜战争开始和“日美和约”签订以后，对于日本的改变，作为一个拥有占领国特权的中国人来说，感受是很深刻的。“和约”签订前，在和日本朋友交往时，送他们任何礼物他们都接纳感激；进馆子吃饭，总是我们请客。根据占领时期的规定，日本人不许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出产的新车，包括天皇在内，所以日本人乘坐的都是1941年以前出产的老爷车。但是这一切随着“日美和约”的签订渐渐改变了——失去了特权的占领国人变成了普通的“外人”，不但不能继续请客送礼，而且我们经常光顾的大饭店、夜总会，日本人也成了常客，慢慢地，日本人可以继续光顾，我们却去不起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并未因大洋的阻隔，减衰赵浩生心头的震撼。自鸦片战争列强凭坚船利炮打破封建藩篱以来，中国哪一届政府曾如此豪迈地与世界对话？赵浩生看到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线希望。

    在备受屈辱的历史被翻过去的那几日，赵浩生激动得彻夜不寐，他的新闻笔触又逢为翻天覆地变革而讴歌的机遇。他给当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叙说了归国之念，还随信附上几篇文章。

    函札一去无消息，但胡乔木大概是收到了，因为终于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一篇文章被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1952年又由日本横滨乘“克利夫兰总统号”抵达美国旧金山。他从美国11所大学中，挑选了提供全额奖学金的伊利诺大学攻读美国外交史，师从双目失明却著作等身的史密斯教授。1960年大学毕业后，他受聘于美国常春藤联合会大学之一的、1701年建校的耶鲁（Yale）大学，在东亚语言文学系任教，直至1986年办理退休手续。该校给他最深的感受是：代表耶鲁精神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从1966年起，赵浩生一边当教授，一边重温记者生涯。他以美国记者、专栏作家的身份，开辟“海外观察”专栏，采访海峡两岸众多风云人物，陆续在国内《参考消息》和海内外报刊发表呕心沥血所写的系列作品，使海外侨胞了解了新中国，一时间掀起了对中国大陆的认同回归热。他的文章，对当时封闭的中国大陆的读者而言，更是争相传看，先睹为快，成了人们窥视美国社会的窗口，揭开西方神秘面纱的指南。他撰写的《漫话美国新闻事业》当时成了新闻记者和大学新闻系的教材。《漫话美国总统选举》一书，几乎每当美国总统选举前夕，就会再版一次。